這是來自於沃頓商學院旗下研究與商業評論線上期刊的一篇文章，談到了在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環境之下，雖然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有了不少的提升，但是國內的黑心商品、問題商品等話題卻也一直層出不窮，經由多方的研究來探討了為什麼多數企業仍舊普遍存在偷工減料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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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消費者都很熟悉在當地購物的現狀。在這個“貨物出門概不退換”（caveat emptor）的王國中，不夠小心的購物者，會面臨因為買到不合格產品帶來的一連串挫敗感和沮喪——衣服第一次洗就開線了，蓋子與廚房用具不匹配，廚房小電器剛一啓動就發生了爆炸，這類醜聞與不合格而且往往有毒的食品和藥物的醜聞同樣頻頻出現。

這是現代工業的一個悖論。無數消費品跨國公司通過將製造外包給中國的合作夥伴而構建成了全球性“帝國”，總體而言，他們的產品並沒有偷工減料，質量標準也沒有因此而下滑。然而，出於某些理由，中國的企業並沒有在其本土市場複製這樣的成功。對很多企業來說，擺脫低質量製造業名聲的束縛是個極為艱巨的挑戰。但是，中國令人驚異的成本優勢一旦萎縮，這個國家一旦開始減少對出口的依賴，那麼，解決這一問題的必要性就會更加迫切，其方式就是生產能在整體上能提升這個國家在製造業“價值鏈”上地位的更多產品。

“這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但是畢竟已經開始了。”設在上海的消費科技研究和咨詢機構睿析科技咨詢有限公司（RedTech Advisers）的總經理柯德林（Michael Clendenin）談到。“與每一家正在提高產品質量的中國公司相對應的，都有大約10家公司依然在偷工減料，還有另外兩家新公司試圖通過更大幅度的偷工減料進入這一市場。”

快速致富？

那是2007年，隨著包括玩具生產商美泰公司（Mattel）在內的多家西方跨國公司被迫召回所有受到污染或者有問題的中國製造產品，整個世界開始認識到了中國消費者一直深受其苦的問題。雖然其結果是監管機構強化了政策，很多公司的風險管理經理也迅速採取了行動，但這樣的事實依然盤桓不去：“有些中國企業飽受產品質量問題之累——尤其在食品行業，食品遭受污染和摻雜使假的新聞就是層出不窮，儘管政府採取了大量行動試圖修正這一問題。”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歇爾·梅耶（Marshall W. Meyer）談到。

而其他行業——尤其是消費類電子產品行業——在提高質量標準方面的作為則可圈可點。“在較高端市場運作的中國公司，對製造業運作方式的理解稍好一些。”

咨詢顧問和《中國的不良製造》（Poorly Made in China）一書的作者保羅·米德勒（Paul Midler）談到。但是，這些公司似乎是少數派。“很多製造商都對製造高質量的產品以及構建長期聲譽不感興趣。”他談到。

他談到的一個理由是：中國繁榮興旺的房地產市場。很多製造商之所以“進入製造業，主要是因為他們想將在製造業賺的錢當成進入房地產市場的墊腳石。”他認為。這種心態轉彎抹角地導致了產品質量問題。“不妨比較一下這樣兩個製造商的情形。其中的一個希望通過製造產品來賺取小額利潤，並留住回頭客。另一個製造商只是想得到你的訂單，這樣，他就可以用從中賺到的錢建設一個購物中心了。哪個製造商會專注產品的質量和產品的完善呢？”
　　
但是，短期收益會招致長期的痛苦。“如果中國的品牌希望長壽，他們就必須改善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並贏得消費者的信任。”香港一家全球市場研究機構特恩斯市場研究咨詢有限公司（TNS）的商務主管托馬斯·艾薩克（Thomas Isaac）談到。“確保產品質量優異、耐用，信任自然來。所以，如果（產品質量）存在問題，你就必須解決它。”
　　
有些公司的經理深受成本和質量之間的取捨無法避免這一信念之累，這些公司的問題尤為突出。佛羅里達州的電車咨詢公司（eCycleElectric Consultants）公司的總經理艾德·本傑明（Ed Benjamin）談到，這就是這個國家雖然規模不大，但發展迅速的電動自行車行業的情形。“一個中國商人向我吹噓，他就通過削減原材料的成本賺了很多錢。他認為，自己是個精明的商人。”他談到。“事實上，他是在損毀自己的企業，同時也在損毀中國的聲譽。在電動自行車行業，依然還有很多抱有老觀念的商人，他們並沒有汲取教訓。因為產品質量不能始終如一，消費者碰到了很多麻煩。”
　　
梅耶認為，除了迅速致富的社會風氣之外，其它很難應對的力量無疑也在從中發揮作用。首先，比起印度等其他發展中國家來，小公司數量龐大，以及企業極為分散的現狀，造成在中國控制供應鏈網絡的複雜程度要高得多。梅耶還談到，再加上中國特有的分包模式——也就是中國本土廣為人知的“承包”，使公司不得不設法應對與製造自己產品相關的層層供應商。
　　
日本北海道大學（Hokkaido University）國際政治和經濟學教授鈴木一人（Kazuto Suzuki）指出，中國非常重視用於軍事目的而不是民用目的的技術開發，這也是提高產品質量的一個重要障礙。雖然政府在空間技術和其他軍事應用技術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一直忽視商用技術的開發。“在軍事領域，你擁有的是軍方大客戶。而在商業世界，你面對的則是個龐大的市場，你無法確定這個市場需要的是甚麼技術，人們想要的是甚麼樣的產品。”鈴木一人談到。“中國的公司不想在具有不確定性的技術上投資。而複製確定性的技術，或者仿效經證實可以盈利的技術，風險則要更小。”

那麼，中國的企業真的無法模仿他人的方法擺脫這個問題，無法複製他們從外國跨國公司學到的經驗嗎？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約翰·保羅·麥克杜飛（John Paul MacDuffie）說，只有有時候能做到這一點，他列舉了中國的汽車行業這個例證。被本土供應商和製造商擠得爆滿的這個行業，在本土市場面臨著外國品牌的激烈競爭。數十年來來，儘管政府的政策一直偏愛國內公司，但在中國，最暢銷的產品依然全部是外國品牌——大眾汽車（Volkswagen）在這一市場佔有15.2%的份額，通用汽車（GM）和日產汽車（Nissan）分別佔有8.2%和5.6%的市場份額，豐田汽車（Toyota）、現代汽車（Hyundai）和本田汽車（Honda）位列其後。來自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和汽車咨詢機構協同共進有限公司（Synergistics）2011年的數據顯示，最大的本土汽車製造商第一汽車集團公司的市場份額只有5.2%，比亞迪、奇瑞和吉利等公司分割其餘市場份額。

雖然有人認為，對為市場份額而戰的國內公司來說，中國人的品牌認知從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過，麥克杜飛指出，市場份額較小是因為他們缺乏與全球性品牌競爭的核心技術和專業能力，他們與外國製造企業的合資公司並沒有提供這些東西，儘管被廣泛接受的假設並非如此。他談到，雖然政府要求汽車組裝要建立合資企業，但對供應商並沒有這樣的要求，他進行的研究表明，合資工廠只是有限度地提供外國產品的設計數據和專業知識。此外，汽車合資企業的強勁銷售，也讓本土供應商發開自己產品的熱情很低。他認為，對供應商來說，獲取專業技能和提高產品質量的一個明智途徑，就是仿效太平洋世紀汽車系統有限公司（Pacific Century Motors）2010年的做法，該公司從通用汽車公司整體收購了設在密歇根州的子公司耐世特（Nexteer）。

很多專家將中國的現狀與其他以產品質量低劣聞名的國家進行了比較，其中也包括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日本。對中國來說，他們的重大教訓何在呢？“歷史經驗表明，企業是無法繞開在內部開發技術、構建組織能力這道坎的。”麥克杜飛斷言。“他們從其外國跨國公司夥伴那裡通過夥伴關係或者通過知識洩漏學到的東西還是遠遠不夠的。”
　　
這是個很難達到的要求。與中國企業不同的是，日本的製造商從來不會充當OEM，不會通過用其他公司的品牌製造產品的方式來擴張。相反，他們利用大量的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創新和傳統的工藝掌握了大量的技術，並成了電子、汽車、化工和其他高價值行業的領先者。“中國企業很難犧牲短期的收入換取品牌的長期形象。索尼公司（Sony）就以拒絕在他人的品牌名下製造產品而著稱。”米德勒談到。“中國的企業卻在堅持某種目光短淺的理念，這些理念決定了他們的企業運營哲學。”
　　
或許，中國大陸與台灣更具可比性。與日本不同，台灣的企業一直在大量進行OEM生產，然而，他們也提高了自己產品的質量和技術水平，宏達電（HTC）智能手機、宏基電腦（Acer）和華碩電腦（ASUS）等產品就已成為全球知名品牌。巨大的刺激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在台灣，“人們會以不同方式的思考，因為他們的境內市場很小。他們一直在尋求向美國和歐洲出口產品。”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全球變革中心（Center on Global Change）技術政策分析師楊啓仁（Chi-Jen Yang）談到。
　　
減速帶和迂迴之路
　　
正如很多企業歷經艱辛認識到的，提高產品的質量有其意想不到的困難和危險。2010年，當豐田汽車公司應對產品召回危機時，東京大學（University of Tokyo）的經濟學教授、日本汽車製造商研究專家藤本隆宏（Takahiro Fujimoto）在接受沃頓知識在線的訪談時，向麥克杜飛講述了豐田公司如何提升汽車產品質量，以及如何奮力與所有後續變化與時俱進的過程，這些變化包括“裝配生產線數量的變化，生產設備的變化，在全球市場銷售的車型數量的變化，以及由於社會壓力和市場需求造成每種車型日趨複雜化等。所有這些變化交疊在一起，使處理產品質量問題的工作量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
　　
麥克杜飛談到，韓國的汽車行業同樣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在價值鏈中的地位，經歷了大約40年前開始的一個旅程之後，該行業今天才基本達到了與發達國家製造商相當的水平。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期間，質量和安全問題一直困擾著韓國的汽車品牌，從而，在接下來的數年里，也就是現代汽車等品牌獲得汽車購買者信任之前的時期里，他們被迫在企業內部研發能力上加大了投入。
　　
在中國，產品質量的提升還取決於企業與其他潮流抗爭的結果，其中就包括十分猖獗的偽造。米德勒談到，雖然製造看起來很像真品的仿冒產品也需要某些技能，但製造商採用偷工減料、摻雜使假等花招的現象無所不在。他堅稱，如果企業經理、工廠工人和消費者的心態不發生全面的改變，這種現狀就不太可能發生轉變。
　　
即便本土公司想銷售符合外國品牌標準的高質量產品，但日益忠實於品牌的中國消費者也可能不會購買這些產品。“雖然中國的工程師和公司有能力製造優質產品，但是，市場會因為他們製造了這些產品而報答他們嗎？這是最大的問題。”睿析科技咨詢有限公司的克蘭德寧談到。“我為甚麼要把公司5%或者10%的研發資源，浪費在生產可能只有幾個人購買的超級產品上呢？所以，投放低端產品，並著眼於質量更好的中檔產品，也就是人們依然買得起而且願意購買的產品，能讓我獲得更好的收益”
　　
直到最近，長期飽受痛苦的中國消費者還能忍受質量低劣的本土產品，特別是當他們覺得買到便宜東西的時候。但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他們的品味以及耐性都會改變。消費者的期望可能會成為中國的消費品製造商改善產品質量最強大的刺激因素。坐擁尚能接受低價低質產品的8億低收入中國人構成的市場，產品製造商還能偷工減料。“但當大部分人都晉身中產階層，並逐漸擁有質量意識，而且更偏愛產品的質量而不是低價格時，我想，中國的市場將會發生改變。”北海道大學的鈴木一人教授預測說。他談到，10年或20年以後，“中國人將不再購買質量低劣的產品，即便它們的價格很低。”

本文轉載自《沃頓知識在線》，一直以來，沃頓現代 MBA的發源地，被認為是全美最具有開拓精神、創新意識和國際化視角的商學院，被譽為商業知識之源。